国务院常务会议再度聚焦“放管服”改革。8月28日召开的国常会决定,在近年来大幅压减生产许可证基础上,再取消内燃机、汽车制动液等13类产品生产许可证,对其中涉及安全、健康、环保的,转为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,认证费用由财政负担,以“减证”促“简政”,降低市场准入门槛,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。
“几十年前做电话都要有许可证,现在需要的已经很少,未来也势必慢慢的变少。”CEI中国企业研究所秘书长唐大杰表示,“这对公司来说肯定是有正面意义的,说明我们国家对经济生产领域管制越来越放松。这是我国进入国际贸易体系,承诺向国外逐步开放的计划当中的,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30多年来得出的道理——经济自由度越高,活力越强,市场最终受益。”
据了解,2017年至今,我国已经多次压减生产许可证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6月28日曾提到:“大力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。今年要把工业生产许可证种类再压减一半以上,中央层面再取消下放50项以上行政许可。做好《市场准入负面清单(2019年版)》修订工作。”
8月12日,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全国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》(以下简称《方案》)明确,9月底前将工业许可证发证产品品种类型从24类压减至12类以内,10月底前将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再压减30种以上,同时还将推动检验测试认证机构与政府部门彻底脱钩,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检验测试认证市场。
“我们的行业协会是自下而上产生的,这有一个好处是对全国情况相对来说比较了解,但也造成了设置门槛、降低企业活力的问题。取消一批生产许可证其实就是简政放权。但有些行业确实和安全有关,那么对它进行强制许可。实现该管的管,不该管的放开。这样就能充分调动市场潜力,又不降低安全程度。”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系教授曹和平向北京商报记者分析称。
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吴琦表示,削减证明事项,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。一方面,在总量减少的前提下,实现清单化管理。对于没有法律和法规依据的、可通过部门信息共享解决的、可以用非证明形式替代的,要坚决削减。另一方面,在守法诚信的原则下,推进建立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,从正向激励和负面约束的角度来夯实社会信用基础。
既要放权,又要管好。此次国常会也强调,要“把更多行政资源从事前审批转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上来”。
具体来说,各地各部门对其审批或指导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开展事中事后监管。已取消审批但仍需政府监管的事项,由主管部门负责。强化食品、药品、特定种类设备等涉及公共安全和群众生命健康重点领域的监管,杜绝盲区。
例如,在工业方面,会议要求减证不减责任,各有关方面要推动构建以标准引领、企业履责、政府监管为基础的管理体系,确保工业产品质量安全。
与此同时,随着电子商务、移动支付等新业态蒸蒸日上,市场监管方式也亟待创新。此次国常会明确,涉企行政检查原则上都要采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方式。推行跨部门、跨区域联合执法。完善对新兴起的产业的包容审慎监管。推进“互联网+监管”和信用监管。建立联合惩戒、终身禁入等惩戒机制。